《语录》中的话更与朱熹的‘道统、‘道学之分完全一致。
在基层社会，他们就是绅士。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中国的现代秩序已在包括广东在内的钱塘江以南中国展开了。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代，广泛设立县辖市是推动更为广泛的基层自治的唯一法门。因此我们看到，在公有制和集中命令体制建立之后，包括广东在内的钱塘江以南地区的民众和官员，频繁地试图突破现有体制，恢复他们习惯的私人产权和市场制度。他们也经常是带着抑制地方主义的政治使命而到任的。这是另一种违法性合谋。①本文拟从文化视角对广东形成上述特征的文化—政治原因略作考察。
人民公社虽被取消，国家权力之控制末梢仍部分地保留着，这主要体现为村党支部。由此一升一降，一荣一枯，儒家文化在南北方的地理分布差距不断拉大。即便通过暴力或者其他手段勉强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也因为缺乏精神和文化的保障，而缺乏内在稳定性，这也正是大陆的现状。
儒家利用这一机会发动了一场宪政主义的复古更化，从根本上改造了汉初所延续的秦制，而建立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体制。在中国传统数理之术中，这是至尊之数。这样的承诺对年轻人具有巨大吸引力。与此同时，以儒家为主的国学，在民间持续复兴。
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上，人不可能造出大船。揆之于历史，儒家就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儒家就是中国性的根本所在。
凡此种种迹象表明，回归儒家，重建道统，在此基础上重建现代中国之学统、政统，似乎已经成为大陆思想界的一个共同取向，不论其政治立场是如何对立、冲突。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姚中秋也提出儒家宪政民生主义方案。当局成立了一些儒学组织，甚至是国际性，通过资金、人员等管道，对其予以控制，并指挥其在海内外从事各种文化统战活动。从时间上看，激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时代，正是意识型态在中国大爆炸的时代。
虽然同为观念体系，但现代意识型态绝然不同于传统宗教。因此，仅从保障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制度设计的角度考虑，自由主义也是可以接受儒家的。毛却是个例外，基于其不断革命、建立人间天堂的现代意识型态信念，毛拒绝启动这样的转向。这是两起具有重大思想和政治史意义的事件，它们触及了困扰中国百年、在当下更趋复杂的中国人精神秩序重建的重大难题，而这乃是中国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最核心问题。
大陆当局始终没有清算毛的神话，也没有这样的打算，而这将构成其实现统治权常态化的一个难以克服的意识型态障碍。对于宗族逐渐扩张自我治理权，当局更是直言不讳地予以压制。
因此，当局必然会利用正在复兴的儒家，但是，当局利用儒家的过程也必然是儒家反过来改造当下之治理架构的过程，这必然呈现为某种程度的宪政化过程——社会自我治理、法律之上存在判断法律之超越性准则的信念、道统高于政统等儒家的传统观念和制度，在当代中国脉络中都是具有宪政意义的。更进一步说，如果确实要完成现代国家构建之事业，自由主义也必须改变对儒家的立场，承认儒家之主流价值地位。
随后儒家大举进入大陆思想界，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毛左派与儒家的这一场正面冲突，必然对正在经历复兴的儒家，产生严重心理冲击，迫使其重新思考儒家与既有统治秩序的关系。不过，两者的核心主张是共通的：人的解放。深陷统治正当性丧失殆尽之困境的汉武帝，不得不求助于儒家。而当代那些致力于依据儒家理想建立秩序的儒者，通常都具有强烈的伦理与政治主体意识。我们可能正在见证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宗教复兴运动。
历史上，这样的过程在经常重复。当然，这样的主流地位主要来自于它与官方意识型态的重迭。
这样的生存状态不可能不对其尚在形成过程中的新义理产生重大影响。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此一工作尚未完成。
由此，生活与法律、文明与权力的冲突将难以化解。这一复兴同样是从1980年代初就开始了，并且走了一条礼失求诸野之路：这场儒家复兴最早是从钱塘江以南中国沿海乡村地区开始复兴的。
大陆当局本身是政教合一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意识型态是其正当性最为重要的源泉。在这场革命中，文化上同样激进、但政治立场不同的现代自由主义被消灭了。因此，在树立孔子雕像过程中，当局就遮遮掩掩，扭捏作态。综上可见，统治中国近百年的现代意识型态正在终结，中国大陆正在重回常态社会，各种宗教正在复兴，儒家同样正在复兴。
这样的传统让他们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治控制体系具有较强抵抗力，因而，其传统的价值和社会结构遭受现代意识型态和野蛮权力的破坏最小。正因为此，儒家虽然曾经享受独尊地位，但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相当流行，对于庶民来说，民间宗教也是宗教生活之本。
1990年代以来，诸多儒家人物由于对儒家义理的错误理解，以及短视的政治投机心理，似乎表现出一种相当明显的谄媚当局的倾向。简单地回顾一下儒家与权力结合的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经过它们的冲击，中国大陆是一片文明的废墟：心灵的废墟、社会的废墟、文化的荒漠化、以及共同体秩序解体的趋势。大陆当局基于其统治的敏感，知道儒家的这种倾向，因而始终提防甚至打压具有真正儒家信仰的儒者。
在国内，当局没有设立类似的孔子学院，并不准备以孔子、儒家的价值教化人民。19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的家庭教会兴起，接受过较好教育的城市白领和知识分子进入教会，令信徒结构发生变化，进而推动其教义发生微妙变化。为此，它曾经消灭了另外一种现代意识型态：自由主义。旨在透过自由宪政的政制规划完成中国之现代国家构建的人士，其中主要是自由主义者，需要对其反儒家的传统立场进行反思，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更为健全的关系。
形成于20世纪上半期、成熟于台湾的人间佛教理念，回流大陆，对大陆佛教界产生重大影响。蒋庆提出政治儒学概念，进而提出儒教概念，同时提出了其以议会三院制为核心的儒教宪政方案。
在历次政治社会运动中，儒家价值，此一价值所支持的社会制度，比如祖先崇拜、家族制度，以及儒家最为重要的载体——绅士群体，遭到致命摧毁。问题的根源在于时空的错位。
这样的经济增长型态完全不同于正常国家。每天，无数人穿行在这条道路上，只要一转脸，就可以看到孔子。
